蔡医生

公司的医疗报销政策是攒够发票半年一报，其实也算半自费，因为半年时间就算生病也不会是大病，为了几十块钱跑几趟感觉很不值。医院稍微市区一点就人满为患，上午八点钟挂号，到下午三四点也未必看得上，医院医院离公司也就两公里，但据说要得带帐篷露宿才能挂上号。周日晚餐时被一根鱼刺卡住，想想不算很难受，咽口水想让它下去，撑了一个晚上，又撑了一个早上，中午假装波澜不惊地吃掉一只三两红富士，又吃了菠萝糯米饭以及空心菜，没能缓解。下午异物感开始增加，稍微说两句话即干咳不止。跟朋友说了，问有没有什么办法，她说喝点醋，或吞点米饭应该会有效吧，之后埋怨：怎么不早点说，现在吃也未必有用。打开茶水间冰箱看了看，作为公共冰箱，那里经常出现一些不知从何而来的各地调味品，生抽辣酱一应俱全，还有一瓶用了四分之一的康乐醋，贴着紫皮标签，躲在五六瓶红酒里。一口气喝了三十毫升，感觉没有好转，怀疑是喝得太急，慢慢又喝了十毫升。

到底不如镇江醋。经此刺激，刺没下去，但一出茶水间就奔厕所吐了。还有些轻微耳鸣，感觉再不处理会是个大麻烦。楼下有个中心街道卫生院，每天看见一群老人进进出出，抓包冲下楼，卫生院门口招牌写着中医试点字样，立着蓝帐篷，问挂哪一科能看鱼刺，导医处拦住说，这里看不了，还是去瑞金或者汾阳吧。

真是怕医生。从小就怕。母亲胆囊不好，还有偏头痛，动过胆囊结石手术后，身体每况愈下。家人有眼科或心脏外科医生，她一直动念让我报考医科，想都没想就给拒绝了。至今还记得表哥在医学院上完第一节解剖课，中午食堂特供血糯米粥，他看着黏糊糊的红豆小米吐得天翻地覆，每次家庭聚餐都要提一次这故事，仿佛怕不够刺激，桌上往往还要放一盘煮到发硬发白的猪肝。

在手机上看了半天，看见一医院，很小，评分还不错，有人讲到自己取鱼刺的经历，“前后不过一刻钟”，就是有些远，五点七公里。但时间比路费值钱。叫了一辆快车，上海的快车都是荣威，白色，金色，黑色，灰色，坐得够多，可以像龙珠一样集齐所有颜色，可能一汽厂在这里的缘故。今天是寒潮来的第一天，昨晚的地铁还能看见不少人穿着T恤和夏裙，透过车窗看去，怕冷的已经穿羊绒大衣和羽绒服在走路。车子缓缓穿过隧道，在乳山弄入口停下，入口医院。下车后往巷内走二十米则是明德，对面是公安局，见穿着便服的警察边走路边打我们一定会管到底的，让他为四千块钱付出沉重的代价。

像说电视剧里的台词似的。

医院占地只有一栋楼，医院还小，收费处两个女人，都上了点年纪，闲得打哈欠。楼里设了电梯，最高是八层，标着“住院部”。二楼是候诊区，上电梯后入口处的半弧形木头小桌内坐着一个矮矮胖胖的小护士，抓着海绵宝宝的手机壳，黄得特别扎眼，白光照着背后“再世扁鹊、仁心仁术”的大红锦旗。等待区的座椅空空落落，四周白墙挂满锦旗。

蔡医生！她蹙眉看了看单子，朝着里边喊道。不到半分钟，蔡医生从黑暗的走廊尽头走了出来，脖子上挂着一只银色听诊器，浴在黯淡的顶灯下。个头瘦小，五六十岁模样，眼眶深陷，上嘴唇有一个明显的紫斑，像嘬毛笔太久。时不时的，捋一把顶上黑白夹杂的疏发，再将手插回口袋。

得看卡在哪里啊，卡得浅夹起来很快，卡得深说不定得打麻药，我们三个等电梯，他将双手从白色大褂的口袋伸出，背在身后。你卡在哪里，有感觉吗？我捂着脖子，指向左侧。疼得厉害吗。还可以，我说。什么时候的事？昨天晚上。啊，发炎就麻烦了，上次有个病人卡了一根大骨，医院，扁桃体发炎肿大，刺都看不见了。特别麻烦。不知道能不能看到啊。

看得见就很快，小护士插话道。她低头盯着手机，一眼也不看他，感觉对于他的啰嗦絮叨尤其不耐烦。蔡医生顿了下继续：你肯定是吃饭时说话对不对。不然不会卡到的。一般人吃鱼不会卡到的。只有说话才会卡刺。

想不起来到底是不是因为说话的缘故，但心里觉得有些武断。小护士从手机里抬起头，朝反光板里的他翻了个白眼。

电梯门终于开了，问几楼，他答四。电梯爬得很慢，三人沉默且尴尬地看着镜面，以及镜面里的鞋子。他俩个子都不高，小护士大概一米五，总觉得来自四川或是贵州，太像《疯狂的石头》里的旅店服务员，放下手机就会嚼瓜子。他比我还矮些，一米六三吧大概。四楼到了，小护士说，一开门抢着走在第一个，也不知道是不是去学习还是准备。他的诊室放着一个看牙的大椅子，椅子上蒙着一次性蓝色医用套，坐上去吧，他戴上放大镜、口罩以及手套，打开右手边银光闪闪的不锈钢医盒，拿出一枚喉镜，一只木制压舌板，打开大灯，先看看再说。不一定能看见的哎。

口音真重，当然未见得比他压舌力气重，木板的气味也重，快要扛不住的时候，他突然收回板子，道，看见了，挺大一根。能看见就能取哦，小护士推着板车，慢悠悠地说，将板车上的医用设备一样样重新摆好。蔡医生要求发“阿”音，拖长一点那种。第一下没取出，有点想干呕，他又夹了一下，感觉嗓子成了钢铁轮轴。最后镊子夹出一根带血的T形鱼骨，他从身边的纸巾盒顺手抽出一张，将带血的鱼骨展示给我看，血水很快将餐饮纸染红：吓人的，一半卡在里面。拔一根鱼刺收费三十五块钱，知道吧。我点点头，接过纸巾，包起来塞进口袋。他拍了我下肩膀，起来吧，去我办公室。

办公室有些背阴，走廊倒数第二个，一台电脑，白色花架放着一盆绿萝，长长的枝蔓拖到地上。并没有受光照不足的影响，依然开得兴高采烈。洗手台上放着一瓶免洗消毒液，感觉空了很久。是不是，很轻松啊，手到病除，他有了心情，开起玩笑，前后有没有一分钟？之前有个小姑娘，跟你差不多大，卡得比你严重多了，医院，医生从鼻腔内刺进去取，花了很多钱，人又遭罪，关键也没好。到我这边，不到一分钟就取出来，麻药都不用。真厉害，如鲠在喉的感觉骤然消失，我也轻松起来，你是江苏人吧。

他忽然有些敏感，怎么，是不是觉得我上海话说的不好？

不是，就是觉得口音有些耳熟，像是跟我一个地方来的。

哦，我这口音，安徽人也觉得是老乡。

苏北跟安徽就靠得很近。

可以这么说，但毕竟不一样嘛，他反问，你呢。我答，南通。你呢。他说，泰兴知道吗，去过没有。我说没有，他露出些微遗憾的神色，哦。但是泰兴我知道啊，我母亲常常去泰州出差。他说，但我们离泰州其实蛮远的，反而靠靖江更近，要更往西边一点。他停下笔，对着空气中的虚拟地图比出一个斜上的的姿势。靖江我知道，产猪肉干。

是猪肉脯，月字旁，读fu，他纠正道，还有小笼包，我们那边一个镇子就叫做小笼包之镇。

说起吃的和颜悦色起来。一个地方的人都有一个地方的口味，食物是最能通感的乡愁。他打开Excel表格，我看着数字总觉得哪里不对，数了数，手机号码写丢了两个，只有九位，居然也能通过，挂号的照抄不误，一齐抄错，年龄写小了一岁，名字写成了同音字。决定不纠正了。蔡医生盯着屏幕说，自费还是医保？我答，自费。自费也很便宜，你来一趟，加在一起也就四十块钱，五块钱诊费，五块钱夹鱼刺费。要不要加个咽喉含片？很便宜的，才几块钱。我说好。他慢慢打上字，银黄含片，四块钱。

医院做眼耳口鼻，间或做牙齿。反正都管。五五年生，文革时去过北京，技术全靠自学。看起来还年轻对不对？但其实已经退休好几年了，看起来再年轻也是真老啊。来上海十多年。家人也在上海。说起家人他犹豫了下，都在的，女儿喜欢拍照片，搞摄影。

那很好啊，我说。

在婚纱店拍拍照片。一个月又没多少钱。

医院刚起来时，针对的是多半外来务工人员和新上海人。那会全民医保还没起来，七成以上都是他们，但是多数只有新农合。一四年上海出医改政策，市里做过一轮统计，上海共有一千七百多家医疗点，拥有医保定点资格的不到百分之十，有新农合的只有十余家。医改政策每次出炉时，医院都想争取医保空间，所以他说时，又强调一遍，这里是可以进医保的，没什么区别。当然，如果不是自费，能报销75%，花不到六块钱。很便宜对不对。

医院牌照很难拿，税收处罚也是问题。现在牌照越来越难拿了。医院的建立时间较早，大股东姓张，除了明德还拥有正德，医院投资管理集团。医院之一。这里原是中医院，远东口腔在沪上也有十多年历史，所以明德最强的科室也是口腔。门口的黑色LED屏不间断放着各类器物的价格，红色黄色的黑体字，大部分都关于口腔和牙科。X展架上面是名医简历，基本医院的退休医师们。旁边是触目惊心的骗保警告，红圈框起两个黑字，打了大叉。难道总会有很多骗保的人来吗？好奇怪，这里居然没有戒烟广告以及病变的人物器官特写。

一位老人推门进来，六十来岁，戴一顶灰色针织帽，套着黑色夹克衫，大概是来复诊的，身上罩一层白茫茫的冷气。你这才意识到上海的第一个寒潮确实已经降临了，并且从室外溢到了室内。蔡医生，他的网兜装得满满当当，水果蔬菜还是什么，手里夹着发票以及厚厚的医保册子，上次的问题好蛮多了，谢谢你呀。我还想听下去，蔡医生站起身，又拍了拍我的肩膀，抬手时看见白大褂肘底磨久后的白色棉球。走吧，走吧，去取药，就在一楼进门那个位置。我周三和周日休息，他从名片盒里翻出一张名片，用黑色水笔磕磕巴巴地写上，“三、日休”，头衔是医师，背景是蓝色旗帜，中间有个钝钝小小的白色十字，像一种幽远质朴的矿物之光。叫人心安的十字架，福尔马林的十字架。

电话号码都在的，小姑娘，要是你有什么问题，可以打电话给我啊。

医生大概很忌讳把私人号码印在名片上吧，以免于被病人骚扰，他却没有，好像长久站在一个黑屋子，等一个人穿过荒凉空洞的大厅，和他说些话似的。取完药我撕开包装袋，含着两粒银黄片站在玻璃门内慢慢读墙上的医生简历，薄荷油和薄荷的气味骤然充满鼻腔。他的名字排在最后，蔡林成，曾经在“医院医院进修”，最擅长鼻底息肉手术，照片比真人至少年轻十岁，医院时拍的。他之医院工作的经历，也没提息肉，只说他擅长取鱼刺，好像那才是他最重要也最得意的事。

这是去年的一篇随笔，写完想起美国小说家莉迪亚·戴维斯写过的一则短篇。恰如阿莉·史密斯说，即便精简、机智与凝练已经是短篇小说这种形式的基本要求，但是戴维斯依然能够以其精确而出类拔萃。何况她还具备某种不易察觉的黑色幽默。这则短篇并置了意外和偶然，荒诞和有趣，理性和非理性，每读一次，都会如鲠在喉一次。当我们从其中抽身时，会发现看待日常已经有所不同，而这当然得归功于她对往日故事潜在意义的不断发掘。

鱼刺

莉迪亚·戴维斯

很多年前，我丈夫和我住在巴黎翻译艺术书。我们挣的所有钱都花在了看电影和吃饭上。我们看的多是美国老电影，它们在巴黎很流行，我们大多数时间在外面吃饭，因为那时饭馆的饭比较便宜，而且我们两个人都不太会做饭。

不过，一天晚上我做了鱼排当晚饭。这些鱼排不该有刺，但里面肯定有一根小刺，因为我丈夫吞下了它而且它卡在了他喉咙里。我们两个人都没被鱼刺卡过，虽然我们常常会有这种担心。

我给他吃了一些面包，他还喝了很多杯水，但鱼刺还是结实地卡在那里，一动不动。

几个小时里痛苦加剧了，我丈夫和我也变得越来越不安，我们离开公寓走到巴黎昏暗的街上去寻求帮助。我们先是找到了在附近住的一个护士的底层公寓，医院。我们走了一段路，然后在沃日拉医院。医院老旧昏暗，就好像已经不怎么营业了的样子。

在医院里，我在前门附近一个宽阔的走廊里一张折叠椅上坐着等着，而我丈夫则在附近一个关着的房间里由几个护士陪着，她们想帮他但她们除了往他的喉咙上喷东西然后站在旁边笑之外也做不了更多，我丈夫也会笑，至少尽量笑。

我不知道他们都在笑什么。

终于一个年轻的医生来了，他带着我丈夫和我经过几条长长的、医院两边昏暗的空地，来到一个空荡荡的侧楼，他在那里还有一间检查室，他的设备都放在那里。每种设备弯曲的角度都不一样但它们最后都会以某种形式的钩子作结。

在一束灯光下，在那昏暗的房间里，他将一个又一个设备塞进我丈夫的喉咙里，带着极大的兴趣和热情工作。每次他塞入一种新设备时我丈夫都会犯呕，并在空中挥动双手。

医生终于取出了那个小鱼刺并骄傲地四面展示。我们三个人都笑了，并向彼此祝贺。

医生把我们带回那空荡荡的走廊，走廊的拱顶是为了马车而建的。我们站在那里说了一会儿话，一边环顾着周围空旷的街道，然后我们握了握手，我丈夫和我便走回了家。

这件事已经过去十多年了，我丈夫和我早已分道扬镳，但时不时地，当我们聚在一起时，我们会想起那个年轻的医生。“一个很棒的犹太医生，”我丈夫说，他也是犹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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